|
渡江战役时，我在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
1949年初结束淮海战役部队南下淮阴、高邮、邵伯，后到微山湖休息、练兵、学习渡江本领，准备渡江。南方水多，北方人怕水，所以游泳、划船等都要苦练。30军军长刘飞接到命令，于1949年4月21日在江北口岸召开大会宣誓，宣誓横幅上写着大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首长做动员报告：“今天我们就要渡江，同志们，为了解放全中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看谁是真正的英雄，为人民立功。”
大会结束，天下着小雨，战士们登木船渡江。国民党一个师驻扬中，被我175团3个小时消灭。当时住三茅，白天国民党飞机来炸，只好跑到麦田里，那时麦苗一尺高，天又下雨，衣服都湿透，饭也没吃，再苦再累也要渡江。就在此时，英国4艘军船从南京向上海逃，被我军炮火打伤一艘。我军亦牺牲252人，被击伤的军舰，滞留在江面上。英国军舰趁机向上海方向逃去。那时没有人怕死，只想渡江胜利，牺牲也是光荣的。
1949年4月22日晚开始从扬中渡江登岸，天下雨，船离长江岸八尺，自己用手扒着，撑杆上船，用尽力气才到船上。江面十几里，为了防止船打翻，每人发一块木板，船被打翻就抓好木板漂流。木船向南岸行驶，还剩下几里被敌人发现了，照明弹腾空而起，江面一片通明，渡江船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野里，炮弹呼啸而至，爆炸后掀起冲天水浪，将小船掀翻，有的船桅杆被打断，船在江面上呼呼燃烧，但没有人后退。
我们第一批登上南岸，杀声震天。船逐渐靠岸，战士们上岸，衣服都湿透了一直向前冲。我军渡江成功后，一直向东南经溧阳、宜兴、湖州。在路上还遇到从南京逃出的6个军，被我军歼灭。国民党只顾逃命，投降的投降，回家的回家。
我随部队一直解放到杭州。
董江天
中弹落江的刹那，被连长一把抓起
我是溧阳人，1925年12月16日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指引下参军。
淮海战役胜利之后，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随后，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对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展开战略性进攻。
1949年4月21日晚，本人所在的29军87师作为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强渡长江。
船只在长江上来来回回渡了好几次，我所在连队作为先头部队抢先登陆，以巨大牺牲迅速占领阵地之后，发现后方跟进的船只在未被炮弹击中的情况下也逐渐沉入了江中。后来才得知是有特务混入了船上，在渡江进行到一半时，在船上钻洞使船沉没，一船的战士全部都被江水吞没。
在渡江过程中，国民党的飞机也是一直在上空来回轰炸，一炸一大片，看到战友在被击中的渡江船只上非死即重伤，我们活着的人强忍着悲痛继续战斗。
本人作为师部警卫员之一，为了保护首长安全，左腿不幸中弹，在即将落入江中的一刹那，被连长一把抓住救起，才保住了性命。
渡江战役胜利之后转入华东医院治疗，由于战事紧张且不识字无法回信，与来信关心伤情的师长张强生失去联络。
不久之后，由于负伤较重且战争逐渐平息，在伤愈之后由部队转入地方工作，最初担任泓口乡指导员，1950年8月被组织调动到溧阳南渡镇政府担任第一任武装部副部长，50年代定位行政25级，月工资35.5元，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同时被国家认定为因战二等甲级伤残。
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很困难，地方更加是贫苦，本人主动提出将因战二等甲级伤残捐献了一级，献为二等乙级伤残。至今一直享受国家医疗费用实报实销待遇。
我今年也九十五岁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参加了有上百次，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不管怎么样，活着已经是比那些牺牲的战友幸运很多，好很多了！
范德胜
高唱《你是灯塔》迎接黎明
1947年，我考入省常中初中部。
初中部新生分两个班，我分在甲班。9月1日开学后，我受到一些同学和老师的启蒙和影响，常常参加一些时政学习和讨论会。地理老师王仲恂上课时，不时给我们讲东北解放区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形势，同学们很感兴趣。
我们的教室在省常中最北边，围墙那边的大东营原是日寇侵占时的驻军重地，后为国民党的城防指挥部。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听说汤恩伯到常州检阅部队来了，全部驻军携带大炮、重机枪等武器，在我校大操场集合，还有军乐队演奏，我们省常中学生都围着观看了阅兵式。
1948年底，正是淮海战役打得紧张激烈的时候，学校进步师生经常在学生中间传阅进步书籍，组织课外活动讨论对形势的看法。吴承谦、毛耀祺同学教会了我唱革命歌曲《你是灯塔》，然后，由我们带动班级同学一起唱。
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挺进城下，学校团支部紧急部署，安排地下团员参加应变护校工作守夜值班。史绍熙校长等教职员工也都积极参加，跑前跑后很起劲。当晚，国民党军已经撤离，解放军还未进城，常州城的驻防处于真空状态。23日解放军进城后，高中部的地下团负责人周冠带我们去国民党军队驻地绥靖区司令部（即城防指挥部）察看了一下，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废纸、文件散失一地，一片狼藉。
常州刚解放时，学校的活动特别多，有时上课也不正常，不时有同学离开学校。有的人急着工作，有的是革命需要，随着部队走了，我们团支部书记吴承谦参军，随炮兵部队走了。
解放军在前线势如破竹，5月份上海解放了，学校为此举行庆祝活动。当时学校团组织还未公开，常州团地委书记徐坚经常找我们去开会。陈伯藩时任学生会主席，当时的工作重心是抓宣传和团组织建设，发展了一批学生骨干入团。
暑假期间，市里开办青训班，吴承谦、毛耀祺和其他几所学校的地下团负责人都参加了第二期一个多月的学习。9月初开学后，徐坚来我校部署团组织公开工作，并要顾炎在市里大会上作一个主题发言，谈谈学校团组织的发展情况。当时省常中的团组织在市内规模最大，影响也很大，这次大会全市学校和工厂的团组织都派员参加了，开得很热烈而隆重。
接下来，我们忙着筹备地委组织的新中国成立庆祝大会活动。当时学校里没有党组织，团市委谢小帆、徐星钊同志经常到学校找团组织和学生会商量。因为大会会场就定在省常中操场，还要举行升旗仪式。我们安排好会场布置，并商定由吴启文等两名高个子同学负责升国旗。
1950年至1953年9月，我一直担任省常中团总支组织委员。1953年9月以后，我被选拔为团市委机关干部，担任学校团工委组织委员兼常州市学联副秘书长。从那时起，我在“灯塔”的指引下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
汪焕心
村上来了解放军
我的老家溧阳竹箦镇西芮村，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所在的水西村仅2公里。解放那年我已10岁，在村上的飞来寺小学读三年级。
1949年4月23日那天下午放学，我们跟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回家。“不好！当兵佬！” 不知哪位同学惊恐地尖叫一声。大家抬头一望，果真有支队伍从竹箦镇那边向我们走来。为首一名士兵高举着鲜艳的红旗，后面是一队骑兵，荷枪实弹，策马奔腾，雄壮威武。
大家都怕“当兵佬”，吓得慌不择路地往村舍飞跑。谁知村上也有一杆红旗飞扬，旗下立着许多士兵。我们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我们观察了一会儿，这些当兵的却显得和颜悦色，根本不像坏人的样子。村上也很平静，有些老人从屋里走出来，没有一丝恐惧感，还和官兵们攀谈甚欢。
有位首长模样的高声对围观群众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大部队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老蒋吓得逃跑了，我们要去追老蒋！”说话间，更多人家打开了大门，大家都来围观。我们也不再缩头缩脑，纷纷挨近自己的亲人长辈，仰着小脸，听大人们毫无顾忌地问这问那。整个村庄人声鼎沸，一片欢腾景象。
傍晚，村上人都热情邀请素不相识的战士们吃饭。我正准备回家，忽闻村西南响起枪声，我们几个小伙伴立即朝村外跑去。约一里半路的船步头村上，10多个国民党的溃兵，看到解放军惊恐万状。3名持短枪的解放军战士三点包抄冲上前去，一面开朝天枪，一面高声大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我们被追赶上来的大人，按着脑袋躲在高埂下面。只一会儿功夫，又有几十名解放军包抄过去，十余名敌人就举枪投降了。
天将亮时我起床了，许多解放军战士倚墙靠树，抱枪而眠。他们身上滴着水珠，裤脚溅满泥巴，几个人背撑着背，几缕热气从中间腾起。我觉得好心酸，也好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敲门住到屋子里去呢？忽然想起曾听母亲说过，新四军是好人，从来不打扰老百姓。
天色大亮，村上人大都已起身，打开大门邀请解放军入屋休息。我也拉开大门，请他们来到我家。有位战士给我讲了一个战斗故事，又从背包里拔出一面小红旗送给我。我乐得合不拢嘴巴，挥着小旗跟着他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队伍要在村上休整一天，他们有的开会学习，有的摊开地图研究行军线路，有的挑水洗衣做饭，也有的帮助打扫村上的环境卫生。这一天，村上大人们忙忙碌碌，寻机为战士们做这做那。
在学校的组织下，我们举着小红旗，沿着村头巷尾，呼喊着口号。我的小红旗上面有“八一”两个金黄色小字，而小伙伴们的旗上没字，因而我很自豪，就像军队旗手那样跑在最前面，喊得尤其起劲，不到吃晚饭时喉咙就哑了。
当晚，战士们枕枪而睡，我则由小红旗陪伴着入眠。那一晚睡得特别香，哪知睁开眼睛一看，战士们早已不知去向，铺地睡觉的稻草，打成两捆堆放墙边，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芮金川
“国军”两次强住我家
1949年4月21日深夜，临近解放的常州城已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和密集的枪声，战争气氛渐浓，市民都紧张起来。
22日开始，我家和城内许多人家一样，全家十几口都整天待在家中，大门紧闭上了大木杠，不敢开门上街。街巷一片寂静，到23日中午听见门外有人走动了，还有大声的说话声。我叔父小心开门打探消息，才知道解放军进城了，常州解放了。
我当时12岁，就好奇地跟着叔父上街看看，途经古村、西庙沟、青果巷，直奔闹市区西瀛里。沿路行人不多，商店也很少有开门营业的。来到西瀛里，正好看到大批队伍整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从古老雄伟的老西门进城。部队行军速度极快，几乎是小跑步。也许连日行军打仗的缘故，战士们看上去很疲惫，却个个斗志昂扬，脸上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自信。在道路两旁，站着一些观看和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市民。
70年后的今天，我对这一历史场景仍记忆犹新。同时，也让我回想起解放前驻常国民党军队曾两次敲开我家大门，强占住房的往事。
我家租住在青果巷内雪洞巷的半园，俗称钱家花园。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败局已定。此时，国民党军队在常州城内外调防频繁，进驻常州的国民党部队大多驻扎在城外寺庙，城内仅有当时称呼大东营房的地方驻扎着国民党青年军202师。但是，军队高级将领甚至营连级中下级军官都带着随军家属。
一天上午，我家自制的石库门门铃响了，门外站着一个身高马大、操北方口音的国民党军官，带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勤务兵，开口就说来看房，直闯二道门。刚好我父亲在二道门站着，一见是国军，知道他们的来意，陪着笑脸，端茶敬烟。闲谈几句后，那个上尉军官板着脸开口就要我家两天内让出一间正房给他家属居住，说话没有商量余地。我父亲再三诉说困难，他哪里听得进去，手在桌上用力一拍，吼道，现在是战乱时期，你不支持国军是何用意？吓得我父亲浑身发抖，把手上为他们添水的茶壶盖掉在地上。
两天后，蛮横的上尉连长真的带着太太和一对男女来到我家，勤务兵背着行李箱也来了。一脸无奈的父亲只得把西屋一大间，连同家具日用品等都让出来供他们使用。连长太太竟是一个跛足，个大腰粗，喜面食大葱。
有天深夜，连长家居住的屋内传来吵架打骂声，不多时又传出打砸日用品的声音和连长太太的哭泣声。我们一家被吵醒，但又不敢去多嘴劝架，又担心打架砸坏了我家的东西，提心吊胆地熬到天亮。几个月后，部队调防，那连长总算离开了我家，没付一点房租。
到了1949年元旦前后，又有调防常州的国民党军来我家看房，又一次要我家腾出一间正房，给一位师部电台文职军官家属居住。这位军官夫妇是苏州人，都有文化也有教养，在我家仅住上一个月左右就奉令调防去台湾了。
李鸿范
解放前一天 我和哥哥差点被抓
1949年4月21日晚，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那天深夜，常州城里已经有人听到了低微的隆隆炮声。至22日下午，枪炮声已越来越近，有人说，解放军已在城北的圩塘、魏村一带上岸了。
22日傍晚，我目睹了大批盘踞在长江以南的国民党军队，扛着枪炮，经武宜路（今兰陵路）由北向南向宜兴、浙江方向逃窜。其中，有人担着锅灶、炊具、大米、面粉等混杂在队伍中间，也有少量卡车、吉普车载着军官偕太太、行李同行。当晚，游兵散勇一夜未断，直到23日早晨，还有三三两两的士兵急冲冲地追赶队伍。
那阵子，我和哥哥刚刚失业，双双待在中凉亭芳田村的老家。一早起来，正在与村民们共同谈论着一整夜武宜路上逃兵的狼狈情景时，突然发现村前有背着枪的国民党兵朝着我们奔来，哥带着我立即向北奔跑。谁知那当兵的急起直追，追至徐家村（今浦南新村以南）时，他高喊：“站住！站住！”并端平步枪，准备向我俩射击。见势不妙，我们立即跑向麦田埋伏爬行才难以逃脱。
路上，从城里回来的人告诉我们，已有少量解放军进城了。我俩都好奇地想去看个究竟。赶到南大街西瀛里口，那里围着不少人，其中有四五位身着草黄色粗布军装，脚穿布鞋，腰佩短枪，头上都绕着绿叶柳条的解放军，正在同百姓亲切交谈。他们说：“你们不要怕，咱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也是老百姓参军的。”有人好奇地问：“你们是从长江哪一段过来的？”回答是从圩塘、魏村一带上岸的，后面还有大量解放军过来呢。
我们见解放军对老百姓如此和蔼可亲，一股亲情的暖流立即涌上了心间。后来，一批批解放军陆续进城，城里的居民自发地供奉茶水，举起彩旗，高呼口号，夹道欢迎解放军。
不久，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在苏南地区招考一批知识青年，我哥报考并被录取。
徐耀春 |